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，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，是激励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；爱国，是人世间最深层、最持久的情感，是一个人立德之源、立功之本。爱自己的骨肉同胞，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，是爱国的具体表现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历史上的每个良医都是爱国主义者。深受儒家修齐治平、忠君报国、兴亡有责等思想影响，儒医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具有鲜明特点。

医国医人，古代儒医的双重实践

平治天下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心所在，儒家将自身品德修养、日常工作与平治天下联系起来，看成一个循序渐进的有机过程，是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仁者爱人，医学是最能体现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的职业。左丘明《国语·晋语八》载，秦景公派医和去给晋平公看病，晋国大臣赵文子问：“医及国家乎？”医和对曰：“上医医国，其次疾人，固医官也。”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载，西汉博士贾谊与中大夫宋忠探讨先王圣人之道与人情世故，感叹说：“吾闻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卜医之中。”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序言中说：“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。”唐代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·候诊》中说：“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。”南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载，范仲淹少时祷告神灵，问日后能否当上宰相，卦象显示不能，他又祷告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范仲淹认为，宰相和医生都能够济世救人，宰相可以治国救人，医生可以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。这便是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典故的由来。

医学最能体现修齐治平情怀，因此医国医人自古便被联系到一起。古人用药石之言比喻规劝别人改正过失的良言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载，臧孙曰：“季孙之爱我，疾疢（热病）也。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。美疢不如恶石。”《后汉书》用针砭时弊形容指出时代和社会错误，像医病一样求得改正向善。而医术高明的医生，则被赞誉为医国手、国医，如明代朱同《送儒医洪毅夫》：“洪君不独医国手，千金秘传悬肘后。”韩雍《橘杏双清为儒医傅泽民题》：“惟我葑溪南，国医世称贤。以医名世三十载，轩岐道术何精专。”

孙思邈说：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。”一方面，平治天下者常通过医学来培养品德，进行修身。如唐德宗亲自参与编写《贞元广利方》，宋太宗亲自收集药方，参与编撰《太平圣惠方》；唐代宰相崔知悌编写《纂要方》《骨蒸病灸方》《产图》，李绛编写《兵部手集方》，宋代宰相司马光著《医问》，洪遵著《洪氏集验方》《金生指迷方》等。

另一方面，是儒家“仁者爱人”思想的体现，无数医者知行合一，通过精心诊疗，解除了患者的痛苦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，是平治天下的具体实践者。东汉末年，伤寒疫病流行，张仲景以悲天悯人之心研究医学，“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八十一难》《阴阳大论》《胎胪药录》，并《平脉辨证》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。”《伤寒杂病论》确立了辨证施治原则，是我国DI一部理法方药完备，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。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《伤寒论》的学习，称其为“启万世之法程，诚医门之圣书”。清代戴上遴《吊医圣张仲景先生》：“橘圃存棠阴，蒲鞭寄杏花。济民仁政合，寿世德功嘉。”

金元时期，社会长期战乱，疫病流行，民不聊生。在丰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，通过对中医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，刘完素提出火热说、张从正提出攻邪说、李东垣提出脾胃说、朱丹溪提出养阴说，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，明代宋濂称赞他们“有功于生民者甚大”。明清之际，瘟疫流行，温病学派对传统辨证论治进行完善补充，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，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，《清史稿》盛赞道：“明末清初，有名医吴有性、戴天章、刘奎，皆以治瘟疫名。”西洋医学逐步传入中华大地后，一部分中医人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看待外来医学，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，必须吸取西医之长，为中医所用，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，为中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为中医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医学既是修身齐家的生活之道，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宏伟事业，是医国和医人的双重实践。

出世入世，忠君报国的毕生追求

古代的爱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，二者密不可分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：“三纲实系命，道义为之根。”君为臣纲是“三纲”之首，忠君爱国是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武王伐纣，伯夷叔齐隐居于首阳山，以不食周粟而亡，孔子称之为贤人，历史上朝代更迭，国家败亡之际，有气节的儒医也会隐居起来，表现出铮铮铁骨的感人气节。

北宋灭亡的时候，刘完素大约十六七岁，终其一生，都与后来的金国朝廷保持了不合作的态度。刘完素字守真，别号守真子，自号通玄处士，以隐居世外的道士自居。由于医术高明，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刘完素入仕，他坚辞不就，金章宗没有办法，特赐号为“高尚先生”。

傅山，字青竹（主），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和医学家，在中医基础理论、妇科、男科等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，生前被百姓称为“医圣”，身后被尊称为“医仙”。明朝灭亡后，傅山出家为道士，他身着红色道袍，自号“朱衣道人”“石道人”。朱衣者，朱姓之衣，暗含对亡明的怀念；石道者，如石之坚，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。为了笼络人心，给事中李宗孔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科考试，他称病推辞。阳曲知县奉命强行将傅山抬往北京，他继续称病，卧床不起。次年三月，殿试博学鸿词，傅山绝食拒绝参加考试，清廷大学士冯溥等满汉大员多次劝导，他淡然处之。康熙皇帝知道后准免试，授封“内阁中书”，傅山不叩头谢恩。康熙皇帝并不恼怒，诏令“傅山文学素著，念其年迈，特授内阁中书，着地方官存问”。傅山返乡后，地方大员都去拜望，以内阁中书称呼，他低头闭目不应。阳曲知县奉命在傅山家门首悬挂“凤阁蒲轮”的额匾，他凛然拒绝。傅山去世后仍旧以朱衣下葬，表达对朱明王朝的故国之思。顾炎武《寄问傅处士土堂山中》称赞傅山说：“太行之西一遗老，楚国两龚秦四皓。春来洞口见桃花，傥许相随拾芝草。”

在太平盛世，医者则以能成为太医为荣，争相报效朝廷，利用国家资源，守正创新，推动了医学的快速发展，造福于社会和人民。王惟一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，任翰林医官、朝散大夫、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，著成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3卷，附《腧穴都数》1卷，并依靠国家力量，铸成针灸铜人。针灸铜人长短大小与真人同，体内装配五脏六腑，与真人解剖结构一致，外表刻有354个穴位，是针灸教学模型和测试医人针灸能力的工具。如果不依靠国家力量，这些工作单凭个人是难以完成的。北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模型，开创了应用铜人教学的先河，是针灸医疗的范本，也是教学和考试的工具，极大地提高了取穴的准确性。北宋灭亡后，金元两代均将其作为国宝进行抢夺，后在战乱中遗失。明清两代对针灸铜人均有复制，2006年针灸铜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李时珍曾任太医院院判，在太医院期间，他阅读了大量皇家珍藏的医学典籍，看到了许多珍稀的药物标本，获取了大量本草信息，开阔了眼界，丰富知识，其中就包括《本草品汇精要》。该书是明代的官修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，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彩色本草图谱，由于多种原因，编撰成功后没有出版发行。由于御医的经历，李时珍得以阅读《本草品汇精要》，为写作《本草纲目》打下坚实基础。李时珍编撰《本草纲目》时，参考医籍800余种，没有皇家藏书为后盾，也是难以实现的。《本草纲目》被称为“古代中国百科全书”，对中国和世界的医学、药学、生物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王世贞称赞其“性理之精微，格物之通典，帝王之秘录，臣民之重宝”。明代江南按察司按察使张鼎思称：“得其精者，可以养生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济世，庶几神农氏之风乎。而达者观之，则可以穷万物之赜，可以识造化之妙，而见天地之心。”

在历史上，一些儒医隐居避世，身体力行，躬身为百姓解除切身痛苦；一些儒医经世致用，积极奋进，成为行业的翘楚，看似相互矛盾，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忠君报国的理想。

从医弃医，兴亡有责的殊途同归

由于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，在经历多次科考失败后，一些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儒生果断放弃科举入仕，转而从事医学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大量儒医应运而生。之所以弃文从医，一是儒家经典与中医医理相通，从儒学转为医学相对容易，民间有“秀才学医，笼中捉鸡”的说法；二是学医可以磨砺品行道德，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，实现修身齐家；三是医生做得好，可以进入太医院就职，重新进入仕途。

大量儒医的出现，不但提高了医生这个行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，而且也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，使医学从“术”变为“道”。早在宋代，儒医便成为良医的代名词，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,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（杭州）时，故都汴梁及四方士民商贾纷纷南渡，辐辏临安，店铺匾牌为之一新，比较著名的匾牌有“三朝御裹陈忠翊，四代儒医陆大丞”。南宋戴复古的同乡，儒医陈万卿写了一本药学著作--《本草折衷》。戴复古写诗赞扬：“本草有折衷，儒医功用深。何须九折臂，费尽一生心。药物辨真伪，方书通古今。有时能起虢，一剂直千金。”明清时代的名医，很多是从儒生转行的，如韩懋、李时珍、徐春甫、陈实功、徐大椿、吴鞠通等。明代陈琏《挽磨陀山人支仲荣》曰：“诗礼家声旧，儒医学术专。”明清时期形成的地域医学流派，如吴中医学、钱塘医派、新安医学、孟河医派、永嘉医派等，都处于科举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，大量儒生弃文从医，促进了这些流派的形成和发展。

在近现代史上，由于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家国情怀，反帝反封建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流，儒医背景的家庭又大力支持自家子弟放弃医学，投身革命，毁家纾难，为争取民族解放不懈斗争。郑位三，湖北省黄安（今红安）人，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郑位三的父亲名为郑维翰，原本在黄安七里坪经营一家中药铺并任坐堂医。郑位三组织和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，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。郑维翰坚决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，也参加了红军，将家中的药铺无偿捐献给革命事业，并担任黄安县紫云区第六乡苏维埃主席。由于缺医少药，郑维翰长年在深山老林为红军采集草药，最终积劳成疾，身染毒疮，病死山中。郑位三长期为革命工作，留下一身伤病，在建国初期离开部队，不再负责具体工作，但由于功勋卓著，经毛主席特批，他不评军衔，待遇参照元帅，级别定为行政三级。

杨介人，字廉泉，河南沁阳人，出生于一个儒医世家。他的爷爷名为杨儒碧，在集镇上开了三间药铺，兼行医；他的父亲名为杨贵鹤，是一名怀商，在四川做药材生意。1919年，杨介人考取河南省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，赴法经费大部分需要自筹。为了支持杨介人追求进步，杨家筹措银元3000元，作为他的出国费用。在法国，杨介人加入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，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1925年6~7月，杨介人参加领导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斗争，同年12月，毛主席发表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高度评价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，称赞他们“特别能战斗”。杨介人后担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、汲县地委书记等职，继续领导工人运动。1932年，杨介人到天津领导工人运动被捕，关押在保定第二监狱，1936年因领导越狱暴动被杀害。在狱中，杨介人写诗明志，鼓励战友，如“国强民富是宗旨，反动势力必然亡”“共产主义是理想，坚持斗争定胜利”。由于反动派的迫害，杨家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，杨介人英勇就义后，他的弟弟杨丕臣，历时两个月，徒步用板车将其遗体拉回故乡安葬。

不管是和平时期的弃文从医，解除民众疾苦，推动医学发展，还是革命年代的弃医从戎，救亡图存，献身革命，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，是践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理念的殊途同归。
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儒医，是修齐治平、忠君报国、兴亡有责家国情怀的忠实践行者，是仁者爱人、知行合一、守正创新儒家思想的有力传播者，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显得格外深沉而引人注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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